“不同民族和国家应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1]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基之一，中华文明的塑造亦离不开儒学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对话。如果说汉以来佛教的中国化展现了儒学强大的同化力，那么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则展现了儒学会通西方文化以发展自身的革新能力和不竭活力。探寻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革新的进程与具体实践不仅是对儒学自身活力的历史重现，亦能为我们在现代科学发展背景下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历史根基。

一、西学东渐与晚明儒学革新的中西对接

（一）儒学转型之需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内在机缘，为晚明儒学革新奠定了基础

儒学自孔子创立起，历经2 000 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形态多有演变。大致而言，到明朝初年，它已经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两个阶段，并在宋明理学的形态中逐渐从高潮走向僵化的低谷。明朝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此举在强化儒学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同时，也使儒学逐渐被禁锢于程朱理学的一家之言中，沦为“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2]的死水。明中叶以后，诸多的内忧外患显露了明朝的国力日下，但儒学却在自身发展逻辑中处于转型的活跃期。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崛起和实学思潮的发展不仅重新激活了儒学，而且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首先，阳明心学的风行消解了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僵化解读，激发了士人对外在世界万物的兴趣。一方面，阳明心学以“心”代“理”，将儒家经典的解读权赋予了灵动活泼的“吾心”：“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3]阳明心学打破了程朱注疏对万事万物是非评判的裁决权，为儒家经典以外的知识引入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阳明心学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4]，解构了“存天理，灭人欲”中“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这就将程朱理学以往对道德性命的关注扩大到与人相关的生活世界的整体，进而为吸收面向外在世界的知识、思想提供了合法性。明朝中后期《格致丛书》《名物类考》《广博物志》等各种日用类书的频繁出版，显示了此时儒学对自然博物知识的更多容纳。

其次，实学思潮的兴起促使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从边缘走向中心，提升了士人对汲取经世致用内容的需求。明朝中期以后，外有频繁不断的边境危机，内有天灾人祸的接连发生，都驱使儒士开始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儒学的外王层面，引发了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在晚明的兴起。一切有关农桑、医药、军事、河槽、天文、赋税、盐法之事均成为朝野上下有志于国的儒士所关注的重要领域。被誉为江南大儒的陆世仪就强调士人要读“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亦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5]，积极鼓励士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探寻。而影响力巨大的东林书院中诸如高攀龙、顾炎武等清流也鼓励“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6]。《皇明经世文编》作为晚明篇幅最大的一部经世类书，其内容选取即以“时王所尚，世务所急”[7]为原则。

时至晚明，儒学在内圣与外王的追求中面临着自身转型的需求，不断刺激着儒学进行面向传统的革新，但此时对于如何革新、路径在哪尚在不断探寻中。正是在晚明儒学自身寻求发展和革新的趋向下，当西方传教士远渡重洋而来时，中国的士人才更容易以一种开放、审视的眼光对待异域文化。这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机缘，为晚明儒学革新奠定了基础。

（二）灵活传教之需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为晚明儒学革新汇聚了外来资源

当明朝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时，西方世界则因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不仅为西方国家的原始积累和海外贸易提供了条件，也为欧洲人文和科学领域的复兴与变革奠定了基础。西方由此进入了一个文化、科学、经济等快速发展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对外传播上帝“福音”成为教会各分支的重要任务。得益于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挖掘，耶稣会学校的“七艺”教育，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中注重对科学的理解和运用，使得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成为一名合格耶稣会士的重要前提。而且，相比于其他教会常采用的一手十字架一手宝剑的暴力传教方式，作为宗教改革产物的耶稣会则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耶稣会士的海外传教为16 世纪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碰撞提供了重要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