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9年后，许多未经历过延安整风和《讲话》洗礼的国统区文艺家们，都在观望和试探，特别是在上海引发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论争后，更有些人显得无所适从，然而被养起来吃闲饭或消极怠工，又是文化人所不愿意的。于是，如何寻求艺术发展的切入点和安全性等问题，成为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哪里是适合切入而又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文艺家们都在苦苦寻觅。

1950年元旦刚过，剧作家柯灵、导演黄佐临拜访茅盾，并提出要改编《腐蚀》的要求，茅盾欣然同意。随后，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成的影片《腐蚀》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运动月”的佳片在全国上映，盛况空前，一时间人们争相热议电影《腐蚀》，也为处于饥渴的全国电影市场注入了鲜活气息。无疑，影片《腐蚀》的改编与拍摄是非常应景与讨巧的——既实现了艺术创作，丰富了文化市场，也获取了巨大票房利益，所取材的又是文化部长茅盾的“进步作品”，不但安全而且符合主旋律，真可谓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面对电影上映的成功，1950年12月，茅盾特意撰写了《由衷的感谢》，对“为什么要写一本暴露特务为题材的小说”的疑问做了解答，谈到当初写作的经过，并对编剧、导演以及各位演员逐一感谢。然而，影片正在热映之际却被突然叫停，且没有任何人说明任何理由。所有的人都懵住了。柯灵1981年在 《心向往之——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披露了个中原因：“一打听，出了问题：据说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了得吗！”

当时的茅盾是相当尴尬的，刚刚写完“感谢”文章，现在却又突然遭遇封杀，无异于重重挨了一记闷棍。尽管茅盾表面上对“《腐蚀》事件”没做反应，“始终未置一词，若无其事”，但正如柯灵所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柯灵的判断没错，茅盾意识到自己的旧作已经不适应于新形势的需要，为此，在随后由自己主编的开明版《茅盾选集》中，他没有将《腐蚀》、“《蚀》三部曲”等“敏感”作品收入，而是选了《春蚕》、《林家铺子》以及《赵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点钟》、《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官舱里》、《儿子开会去了》、《列那与吉地》、《脱险杂记》等几篇不知名的小说。同时，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他借检查旧作的机会对自己以往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检讨。他说：“选在这本集子里八、九篇小说都是‘瑕瑜互见’，乃至‘瑜不掩瑕’的东西。而且这八、九篇的题材又都是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点暴露或批判的意义，但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这些实在只能算是历史的灰尘，离开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罢？”

很多研究者对于茅盾的检讨都持有一种赞同态度，认为茅盾真心、真诚地在检讨自己的思想，也认为茅盾在虔诚地学习和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发奋向延安的解放区作家学习，是告别旧我，塑造新我的开始。但是，历史是否真的如此呢？195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腐蚀》时，茅盾又刻意撰写了长长的“后记”，并不厌其烦地解释此书产生的缘由、经过、结果，以及为何将主人公赵惠明的结局做出那样的安排、如何理解日记体小说等。看得出，茅盾对于人们的误读与误解，显得既焦躁无奈又百口难辨，以至于令人看着都不禁生出些同情来。

说起来，《腐蚀》的命运也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因为早在1949年前，它已经有过一次被禁的遭际了。1945年抗战结束后，左翼文化界为了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抢占文化界和舆论界的阵地，《腐蚀》在重庆被高调推出，随即又遭到“政府”查禁。当然，在非政府控制的边区和“政府”尚未来得及接管的敌占区，作品还是被大量出版、散布和翻译。韦韬、陈小曼在《我的父亲茅盾》中称，《腐蚀》“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胜利后一本最受欢迎的书”，并成为茅盾国内版本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腐蚀》是以1941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皖南事变”为背景，通过失足女青年赵惠明的日记形式，不但揭露了国民党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还记录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赞誉《腐蚀》为“抗战期间以现实为题材暴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样不和谐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大政治环境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关于《腐蚀》具体如何被禁，现有的资料和研究，尚不足以呈现其中的细节。不过，当年与《腐蚀》有相同命运的茅盾的另一部作品《清明前后》被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逼真的历史现场感。据茅盾回忆，国民党中宣部为封杀《清明前后》，曾下发一密电，原文如下：